•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浅谈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的限额赔偿条款之效力

作者:石晓利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6-04-28 浏览次数:10364 [关闭此页  打印此页]

浅谈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的限额赔偿条款之效力

——从合同法及审判实务的角度出发

   

内容提要:运输物流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在商事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我国运输物流市场呈现蓬勃发展态势,经济的全面提升对货物运输行业的需求加大,电子商务的成熟和完善带来快递行业的飞速成长,但是大量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也因此诉至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双方当事所签订的运输合同或者货物托运单一般为格式合同,合同中一般都约定了托运人可选择的两种货物丢失、损毁的赔偿方式,即选择保价运输的,按照声明价值收取一定比例的运费或另交纳保价费,当货物丢失、损毁时,按照声明价值或保价额进行赔偿;选择非保价运输的,根据货物的重量、种类等收取低廉的运费,当货物丢失或损毁时,按照所收取的运费的相应倍数赔偿。审判实践中,最常见的争议就是当货物遗失或毁损时,托运人请求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要求赔偿,而承运人则直接引用合同约定的赔偿方式要求只按照运费的相应倍数赔偿。从目前的判决结果来看,有的案件支持了赔偿货物的实际价值,而有的判决却根据合同约定,按照运费的倍数赔偿,一定程度上给人们造成同案不同判的表象。因《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已明确规定了承运人承担责任的法定免责情形,故笔者以受《合同法》调整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为视角,从限额赔偿条款的效力、承运人的过错以及损失认定的途径等方面入手,浅议两种赔偿方式在不同条件下的适用及不同赔偿方式各自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有利于规范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的处理。(全文共6382字)

一、限额赔偿条款的效力之争

目前我国运输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并未强制统一货运单,只有相应基本格式提供参考,各运输企业、个人等以此为参考自行制作运输合同或托运单,该合同一般包含了货物名称、价格、托运人、承运人、保价条款、特别提示等内容,但由于该合同的不规范和随意性造成不同运输企业托运单上对于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和赔偿等的约定不尽一致,这既是承运人和托运人争议的焦点,也是司法认定的难点。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只有符合该规定,才是格式条款,亦称格式合同。如果承运人将其运输合同的格式文本交由托运人审查、提交意见或者修改,托运人若对该格式文本未加修改或仅修改了个别条款,那么对此合同或未修改条款当然不能认为是格式条款,因为所有的合同约定在签约前是由双方进行了协商。

限额赔偿条款是格式条款的主要内容之一,而限额赔偿又与保价运输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指托运人按照自愿原则向承运人声明其托运的货物实际价值,并支付相应的保价费。如果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货物灭失、毁损,承运人则按照最高不超过托运人声明的货物价值进行赔偿。相反,如果托运人未选择保价运输而发生货物灭失、毁损的情形,承运人则应按照运费的倍数或相应限额进行赔偿。审判实践中,对于承运人在运输途中造成货物灭失、毁损能否适用限额赔偿条款以及限额赔偿条款是否有效往往是案件争议的焦点。一种观点认为限额赔偿条款限制了托运人的主要权利,托运人无法变更运输合同内容是对契约自由的突破,而且其允许了承运人巨大的道德风险的可能,因而该条款无效。另一种观点认为限额赔偿条款是双方当事人合议,应该在满足限制性条件的前提下认定其效力。笔者认为,保价运输是按照私权自治的精神,对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作出的一种商事安排。作为对运输风险的分担,这种制度应该来说是伴随着运输行业的产生而出现的,其根源在于运输行业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性,即承运人收取着买白菜的钱,却要承担卖白粉的风险。另外,承运人不可能在每起合同订立时都与托运人约定具体的损失赔偿额,也不可能对托运货物的真实价值进行核定,这样效率不仅低下,而且可操作性也不强。因此,托运人可以根据每次托运货物的价值进行风险权衡,在支付保价费与承担货损风险之间进行抉择,而承运人也只能依据托运人的声明价值进行赔偿。

对于保价运输的货物,承运人并不会由此增加运输成本,因为货物毁损、灭失的概率是可以估算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托运人选择保价运输,可以使承运人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获得相对多一点的利润,从而将赔偿风险控制在大致相等的水平。托运人也能以此降低风险,在发生损失时以其保价金额获得赔偿,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事实上,实际生活中承运人也不会冒着失去顾客的风险把合同订立成托运人不可接受或太离谱。因此,虽然承运人提供了保价运输这个选择,实则是为托运人降低了货物灭失或毁损的风险。应该来说,限额赔偿条款经过运输行业市场的自主选择和时间验证,成为在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这两大价值追求的博弈中最优兼顾二者的平衡点。

二、限额赔偿条款的司法审查及效力认定

订立限额赔偿条款是货物运输行业较为普遍的做法,该条款内容是要求托运人在托运货物时向承运人声明货物的实际价值,并缴纳相应的保价费用,当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灭失、毁损时,承运人则应按照托运人的声明价值赔偿货物损失。我国现行法律对航运、海运、铁路货物运输也均规定了限额赔偿制度。《铁路法》第十七条规定,托运人办理保价运输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保价额;未按保价运输承运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国务院主管部门规定的赔偿限额。《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对货物的赔偿实行限额赔偿,国内航空货物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制定。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为每公斤17计算单位。另外,《海运法》及《邮政法》对此也做了类似规定。以上特别法均规定了限额赔偿原则,即当运输中发生货物丢失、毁损时,保价运输的按不超过保价额进行赔偿,未保价的按相关约定限额规定进行赔偿。但某一条款被认定为限额赔偿条款,并不意味着该条款就是无效条款。如前所述,限额赔偿条款具有其独特价值,可以使合同的订立有可能吸取以往比较成熟的合同经验,在事先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节省签约时间、分配交易风险等方面促进双方交易,并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但限额赔偿条款的广泛应用,也使合同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严格限制,因此法律必须加以规制。我国对于如何判断限额赔偿条款的效力,应该来说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原则和方法。笔者认为,判断限额赔偿条款的效力,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缔约双方的地位。如果限额赔偿条款提供者即承运人处于垄断或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则托运人的契约自由尤其是选择缔约对象以及决定该条款内容方面的自由将会丧失殆尽。因此,首先应从严认定此种情况下限额赔偿条款的效力。而运输合同普通相对人之间的交涉力量大致相当,对有效性的判断可以从宽掌握。如果托运人和承运人均系物流公司,因其本身就是从事货物运输的企业,对公路货物运输的交易习惯、限额赔偿条款的具体含义应当清楚,亦应预见保价与否可能产生的后果,而其仍然在运输合同上签名确认,应视为其对运输合同中限额赔偿条款的认可。

(二)公路货物运输行业的交易习惯。公路货物运输合同中,由于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对于所运输的货物承担较大的风险,收取的运费与货物价值通常相差甚远,承运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运输合同中通常都订有保价运输条款,目的在于督促托运人及时准确地申报货物价值,以实现双方在风险分担上的公平。这种做法一般来说已经成为货物运输行业的交易习惯。《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针对货物运输合同也做了专门规定,对于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是完全允许当事人对赔偿限额进行约定。因此,托运人与承运人双方关于货物毁损、灭失赔偿额的约定并非显失公平的条款。

(三)提供限额赔偿条款方是否采取了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因限额赔偿条款是承运人事先分配运输过程中的风险所制定的免责条款,该条款是否对对方当事人即托运人产生约束力,在于合同提供一方即承运人是否以合理、适当的方式将其提请托运人注意以便其了解内容并作出抉择。对此,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亦明确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但在公路货物运输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提供限额赔偿条款的承运人是否尽到提示义务,笔者认为,应注意把握以下问题:1.提示的时间。提示时间必须在合同订立前,否则,免责条款不生效力。2.提示方式。对于格式合同中的限额赔偿条款,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即承运人应当在格式合同中将限额赔偿条款醒目的标示或指示出来,并提醒对方注意并阅读该限额赔偿条款。审判实践中,在运输格式合同中,对于限额赔偿条款的文字予以加黑、加粗,置于显著位置,并在对方签字确认处提示,已阅读并接受免责或限额赔偿条款等,应该来说这样应认定为承运人已尽合理提示义务。3.提示程度。对于格式合同中的限额赔偿条款说明应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即原则上以理智正常的社会一般人的认识水平为标准,针对不同的托运人,进行不同的提示和说明。对托运人是盲人、智力欠缺者、文盲等特殊情况,限额赔偿条款提供者应尽最大的说明义务。对企业、单位等可以以社会一般人的认知水平为判断标准,不需要考虑企业、单位的特殊情况。托运人也有权要求格式条款提供者就格式条款中限额赔偿条款的真实含义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提供者对此种要求不能找任何理由拒绝。在托运人清楚格式合同中限额赔偿条款的内容和真实含义并确实自愿接受签字确认时,该限额赔偿条款应为有效条款。如果限额赔偿条款提供人的说明和条款本身的文义不一致的,应以说明的内容为准,但限额赔偿条款提供人能举证证明托运人在订立合同前已经知道限额赔偿条款存在的,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其未依法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可不影响格式条款的拘束力。如果承运人在缔约时未就限额赔偿条款向托运人进行合理适当的提示,则该限额赔偿条款对该托运人不发生效力。

  (四) 限额赔偿条款的内容应符合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指本着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要公平合理,要大体上平衡,强调一方给付与对方给付之间的等值性,合同上的负担和风险的合理分配。公平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与公平原则相对应的是显失公平。显失公平是指明显不公平,合同明显地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则不适当地通过合同取得了过多的权益,合同的天平过于倾斜。

三、货物损失的认定途径

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自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又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在限额赔偿条款有效的情况下,按双方约定进行赔偿,在限额赔偿条款不生效的情况下,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笔者认为,除了前面法律规定外,对于实际损失的认定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在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对于货物损失只计算货物的实际损失,而不能去计算货物的间接损失,即不包括托运人因此所受到的可得利益的损失或精神损失。二是由于货物在交由承运人运输时并未对货物价值进行核定,在发生货物灭失或者毁损后,应由托运人对灭失或者毁损的货物价值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具体做法应当要按照《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首先,托运人应提供其购买所委托运输货物的相关合同、发票、收据等凭证,并证明其与交由承运人运输的货物是一致的。审判实践中,托运人往往不能提供购买货物的合同或正规发票,而是提交非正式收据、甚至是商贩手书的便条等,对此,笔者认为此类证据的真实性、有效性难以把握,还应当要求托运人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例如申请出具收据的证人到庭作证,否则以不予确认为宜。其次,根据运输合同、托运单、发票等所载金额,或以交运时对货物品种、规格、数量等的记录为参照,根据市场价格进行估算,从而认定赔偿额。处理结果上主要体现对托运人货物灭失、毁损的补偿,赔偿额应控制在托运人主张或声明的数额以下。笔者在审判实践中发现,托运人托运货物时未声明价值的情况下,法院对于灭失货物实际损失赔偿额的认定具有很大困难,因此应正确分配举证责任,遵循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兼顾承运人和托运人双方的利益,同时防止双方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如果确定了限额赔偿条款无效,且托运人无法举证证明灭失货物的价值或损失价值时,托运人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在托运人能够证明确实存在损失的情况下,以其无法举证证明其损失的数额为由驳回诉讼请求并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法院可以根据其损失酌定承运人应当赔偿的货物损失。笔者认为,此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此举是建立在诉讼参加人诚信的基础上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目前的事实是,诉讼参加人素质参差不齐,而判决书又具有公开性和指导性,一旦法院的酌定标准被诉讼参加人知晓,在出现货物完全灭失的情况下,诉讼参加人可能以巨额损失提起诉讼,以期得到法院酌定金额的增加。当然,具体实务中,法院也可以结合案情的查明对货物损失得出认定。如承运人和托运人系长期运输合同关系,运输货品为同类物品,且托运货物所用的是标准货箱,在货物出现灭失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以往的货运情况对灭失货物进行认定。又如对于损坏的货物,有相关资质鉴定机构出具的价值评估报告,亦可作为损失的参考。

  现实中还有大量运输合同关系,因其承运人主体特殊性受特别法规范。例如,《邮政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收件人接收给据邮件时发现封皮破损,应当场声明,并核对内件。确属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的责任而造成内件短少、损毁的,或者由于邮政企业、分支机构的责任造成给据邮件丢失、损毁的,邮政企业或者分支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予以赔偿。《国内特快专递邮件处理规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邮件因邮局过失而丢失、短少、损毁的,保价邮件最高补偿金额不超过所申报的保价金额;未保价邮件应按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所付邮费的150%。《铁路法》第十七条规定,托运人办理保价运输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保价额;未按保价运输承运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国务院主管部门规定的赔偿限额。该特别法均规定了限额赔偿原则,即当运输中发生货物丢失、毁损时,保价运输的按不超过保价额进行赔偿,未保价的按相关限额规定进行赔偿。根据前述限额赔偿的商业渊源和内在合理性可见,限额赔偿确实是运输业发展的一种价值选择,也是规范层面的制度选择。实践中,托运人应正确认知该种制度的意义和价值,做出理性选择,更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风险,避免因损失赔偿标准认定问题陷入纠纷。而审判实践中,属特别法调整的货物运输法律关系应首先适用特别法,同时重视该类合同关系的自身特性,尊重其固有的交易习惯,正确把握限额赔偿条款效力。

四、小结

合同作为现代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纽带,实现契约正义,维护契约自由是其价值追求。限额赔偿条款经过市场的自主选择和时间验证,成为在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这两大价值追求的博弈中最优兼顾二者的平衡点,并在保证运输关系双方利益、避免承运人道德风险和最大限度促成交易的同时,成功地存活下来。格式合同的产生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结果,但格式合同却不可避免的造成合同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影响合同自由的实现。为了尽量消除格式合同的弊端,合理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该对格式合同采取立法规制、行政规制、司法规制以及社会规制等手段进行综合调整,从而规范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的审理。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技术支持:广州昊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12-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ICP备案号:粤ICP备15003176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