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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中寻找平衡—论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关系

作者:广铁中院 余彬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5-01-28 浏览次数:12806 [关闭此页  打印此页]

摘要:

现代社会媒体几乎无处不在,媒体对于公权力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大,媒体监督司法活动的空间和尺度也不断扩大。媒体对许多诉讼案件都是全程参与跟踪报道。但由于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媒体在监督司法的过程中常会与之发生矛盾和冲突,司法机关也会对媒体予以排斥和限制。媒体是民意的体现,司法独立是法治的要求,两者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只要将两者统一于司法公正的原则下,就能构建出平衡的关系,使得媒体监督有法可依,司法的权威亦得以维护,从而实现两者各自的价值。

全文共7020字。


关键词:媒体监督、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冲突、平衡






引  言

   

    2014年2月18日,公益人士雷闯及其朋友起诉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站票、坐票不同价案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开庭审理,20日法院判决雷闯败诉。2014年2月,梁某某等两人起诉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火车晚点八小时要求铁路方赔偿损失案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法院最终判决其败诉。2014年9月,被称为“佛山车辆年检黑幕”背后的“大佬”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宏强涉嫌受贿案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公开审理后,法院判决其十年有期徒刑。这些在2014年度社会公众十分关注的诉讼案件,在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过程中,均有媒体全程参与采访进行报道,并向社会公众及时发布了立案、庭审、裁判结果等重要诉讼信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同样的,2014年1月份,由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南方周末报社主办,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的 2013年中国影响性诉讼案件评选结果正式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榜。这十大诉讼案件都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可能引起立法和司法变革,影响公众法治观念,促进公民权利保障的典型个案。在2013年的各种媒体上大肆报道的案件均榜上有名,如“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浙江张氏叔侄冤案”、“李XX等人轮奸案”、“张家川微博少年因言涉罪案”、“薛蛮子涉嫌嫖娼和聚众淫乱案”等。这些诉讼案件也是媒体全程参与采访并进行了报道。可见媒体监督在遏制司法腐败、弘扬司法公正、促进司法改革、保障人民权利等方面发挥了许多积极作用。但由于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媒体在监督司法的过程中常会与之发生矛盾和冲突。如何在两者之间构建平衡的关系,使得媒体监督有法可依,使得司法权威得以维护,值得我们思考。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冲突表现

现代社会,随着传媒业的迅速发展,媒体已成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媒体监督司法活动的空间和尺度不断扩大。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媒体监督有助于遏制司法腐败,维护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公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虽然媒体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但由于媒体监督尤其是不实的媒体报道会对司法产生不利影响,侵蚀司法的独立性,媒体监督和独立审判是一对矛盾。媒体在监督司法的过程中常会与之发生冲突。


(一)媒体的过度报道和评论造成“媒体审判”,干扰了司法独立。

“媒体审判”(trial by media)的概念起源于西方社会,是指媒体在报道和评论是非时,对于任何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并以明示者暗示的方式,主张或者反对给嫌疑人或被告定罪,并判处某种刑罚。新闻媒体在报道和评论有关案件时,由于其不是从审判的角度出发,而是通常带有感情色彩和主观臆断,有些案件法院还没做出判决,媒体就已经掀起了舆论风暴,明示或暗示法院应当如何处理,这些报道和评论无形中给法院施加了舆论压力,法院有时不得已屈服于这种压力,造成“媒体审判”,这给司法独立带来了一定干扰。具体表现为:

1、媒体追求新闻的新、奇、特,报道事实不客观。

媒体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常常会站在吸引大众眼球、增加发行量的落脚点上报道各种案件,只要案件具有新、奇、特等特点的,媒体就会想尽办法从各个渠道收集素材,加以报道,但收集到的信息是否真实和全面,很少有人会去核实。例如有的媒体仅凭借采访到的只言片语,就能够扩展成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更有甚者,故意歪曲或捏造一些事实,实际根本不能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这些活动不同程度地干扰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2006年发生的“南京彭宇撞人案”,引起了社会对摔伤老人“扶与不扶”的热议,时隔五年后真相得已披露,彭宇承认确实撞了人,但当时的媒体却一致将彭宇渲染成一位做好事反而受害者,并在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上大肆报道,很多媒体甚至对法院的审判结果进行了猛烈抨击,而司法机关又未及时予以回应,使得社会大众受到媒体的影响,最终对社会道德准则造成了的极大破坏。

    2、媒体评论案件带有倾向性,容易误导大众。

媒体的评论是媒体报道的亮点,一篇好的案件评论可以启发心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发展,但一篇坏的案件评论却会误导大众,甚至陷当事人于不利地位,进而破坏司法审判的权威。有的媒体在报道时经常会用一些倾向性的语言,如“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十恶不赫”等言辞激烈的评论性字眼,在法院做出处理之前就先入为主,赢得舆论的认同,造成法院不得不考虑舆论影响而进行审判的被动局面。如轰动全国的“许霆取款案”,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后发回重审并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就是在媒体的多方声讨下得到了改判。许霆的辩护律师杨振平因此认为该案的改判是民意的胜利。但法院人员却解释此案发回重审是为了判得合法、合情又合理,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可见法院是为了平息舆论风波才对本案作出了让步。


(二)司法机关对媒体监督的过度防御与限制,弱化了媒体监督。

司法机关对媒体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最开始视媒体为“洪水猛兽”,到后来的逐渐接受,再到现在的主动接受监督的长期过程。但对于媒体监督的宽度和广度,司法机关仍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故司法机关出于各种情形的考虑,对媒体监督加以限制和防御,导致媒体监督并未能最大限度发挥监督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1、司法机关排斥媒体采访案件。

媒体因为追求时效性,对一些热点、敏感案件,必须在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手资料,如果不能进入现场,则掌握不了准确的信息,也就难以避免发出道听途说或者无端猜测的信息。但法院因害怕这类案件引起公众不理解又或者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往往拒绝媒体进行采访。当然如果这些案件确实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国家机密,法律确有明确规定不宜采访,但法院为了减少其认为的麻烦有时也会以这样的官方说法拒绝媒体的采访。  

    2003年11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法院下发了《关于禁止戎XX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根据这份《通知》要求,有六名记者从2003年到2004年间被禁止到广东省三级法院参与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这一事件被律师界看作是“封杀事件”,也引起了全国各界媒体的强烈反应。同时这次事件也成为法院维护司法独立而排斥媒体采访的代表性事件。

2、司法机关限制媒体采访案件。

法院出于对媒体报道可能对司法活动造成影响的担忧,会采取各种措施对媒体进行限制。例如我国1995年颁布的《人民法庭规则》规定,未经法院允许,“不得在庭审中录音、录像和摄影”。1999年颁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中规定:“要求必须经过法院的许可记者才可以旁听庭审。”但对于一般公民,则没有必须经过法院许可的要求,由此媒体认为,上述规定实质上是针对媒体进行限制。实际上,法院即使是允许媒体采访案件,也大多会对采访的时间、内容、方式等各方面进行限制。

    2003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高级人民法院为了规范媒体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报道,联合发布了这样的规定:“依法公开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依法公开宣判的案件,新闻单位可以进行报道,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做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可以说是法院对媒体不宜采访的方面作出了较为具体的限制。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产生冲突的原因

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媒体监督的权利来源于宪法中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批评建议权,我国现行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的一项法律原则,现行宪法亦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两种权利共存于宪法之中,均受宪法保护,但现实生活中为何冲突不断呢?笔者下面对其作些分析。


(一)相关法律和制度的缺失。

无论是对于媒体监督,还是对于司法机关独立审判方面,目前都只有法律原则性的规定,那就是宪法。我国法律对于媒体监督的范围、限制、内容、要求等均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即使有些规定也只是地方性法规或者法院自己的内部规定,因此媒体活动缺乏可以遵循的统一的法律和制度,媒体监督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媒体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断涌现。

而从我国司法体制来看,司法机关想要独立行使审判权仍有障碍。由于司法机关长期采取的行政化管理以及普遍存在的案件审批制度,使得法院实际并不能实现单纯独立的审判案件,而且法律制度的缺失使得法院审判过程中很难排除各种因素的干扰,司法的独立性和法院的权威性亦经常会受到各种挑战。有些案件人为地复杂化,媒体想要介入这类案件进行监督,对于司法机关来说也是严峻地考验。

(二)媒体和司法机关自身原因。

现代媒体种类繁多,媒体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部分媒体自律意识欠缺,容易发生妨碍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的行为。对于媒体行业,有一份职业标准是《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其中这样规定:新闻工作者要“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前作出定性、定罪的报道;公开报道应符合司法程序。” 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并没有细化的规定,媒体从业人员很难达到要求。而且很多媒体从业人员并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看问题往往从自身角度出发,不能保持中立,很容易出现不尊重司法权威进行报道和评论的情况。

司法机关对于媒体的传统态度是排斥的,只是随着近年来公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司法机关也意识到,媒体监督并非一无是处,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媒体进行正面法治宣传,树立司法权威性,普及法律知识,因此司法机关对于媒体的态度不再是拒绝,而是逐渐接纳,有些还能做到主动与媒体进行沟通。但是对于媒体而言,大多司法机关即使接受监督,被监督的内容也是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媒体想揭开其神秘面纱并非易事。


(三)两者产生冲突的根源。

    司法审判活动是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审判权的专门活动,审判权应当是一种立场中立的并且自外于其他一切“权”的权利,属于公权范畴。司法审判时要求法院始终保持高度的理性和中立的是非观念,并能有效排除自身感情和外界复杂因素的干扰,从而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媒体行使的言论自由权和批评建议权,则属于私权范畴。媒体在行使其权利时多是从道德和情理层面出发,其立场会受到很多潜在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媒体在评论案件时常常带有倾向性,难以象司法机关一样保持中立的态度,当媒体将其价值观和道德观传递给公众时,就会给法院造成舆论压力。但由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批评建议权及司法独立均受法律保护,很难说孰重孰轻,因此两者之间的冲突根源实际上是宪法赋予下的公权和私权两种权力之间的博弈。


三、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平衡关系之构建

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正如美国一位学者所说:“只有让法律与新闻自由两者相互受益,才能使司法成为媒体报道和监督的受益者,媒体也就能够通过对司法的报道和监督,来促进全民法制意识的提高,从而产生新闻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态势。”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看起来好像是水火不容,但实际上两者有共通之处。一方面,两者都以客观真实为追求目标。从媒体角度来看,媒体总是想通过采访等途径去发现事实的真相,并公之于众;从司法机关来看,则是要通过庭审、调查等司法途径去还原事实的真相,给当事人一个明白。另一方面,两者都以公平正义为终极价值。媒体监督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监督整个司法过程,保障司法机关的行为合法,结果公正;司法机关保持独立的最终目的也是保障审判结果的公正。所以在追求目标和终极价值这两方面,媒体和司法机关都是一致的。因此,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之间并非只有冲突,两者的矛盾是可以调整的。

正如我国人民法院的标志是一座天平一样,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犹如天平两端的砝码,而司法公正就是两者的平衡点。因此只有将两者统一于司法公正的原则下,才能最大地减少两者的冲突,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笔者认为,要构建出两者的和谐关系,应当从完善新闻立法和加强制度保障方面入手。


(一)完善新闻立法

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媒体监督缺乏法律保障。贺卫方教授曾在1998年就指出:“在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中,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是较之名誉权位阶更高的权利,因此,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于后者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探讨新闻方面的立法,各界人士亦早有要求出台《新闻法》的呼声,但至今未见有相关法律出台,目前媒体的监督活动远远落后于现实法治社会的需要。当然,一部法律的出台要经过长期探索和研究以及各种客观条件的成熟,我们不能急于求成,正所谓“恶法非法”。但为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笔者建议,立法部门应当尽早出台《新闻法》、《新闻媒体监督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媒体监督的时间、内容、方式等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用法律的手段来加强对媒体监督的保障,规范媒体监督的行为,使媒体监督能够在一个健康和法治的环境下进行。

(二)加强制度保障

我们在保障媒体监督活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媒体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媒体自身也要有所规范。作为司法机关来说,现代社会对媒体的态度不能再象过去一样排斥,而是要认真协调好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并主动接受其监督。

1、从媒体自身来看

    (1)要加强媒体行业自律。首先,媒体应当成立行业自律组织。目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是施行新闻行业自律的最高级组织机构,作为新闻界的全国性群众团体,1997年以来,它相继成立了行业自律和维护新闻工作者权益的专门机构。这些行业自律组织应当充分发挥行业监督的作用,引导媒体从业人员理性地对待司法活动的报道和评论。其次,各行业自律组织要制定行业道德准则,细化其职业操守的要求,并进行自我监督。例如要修改并细化《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或者象中国报协一样制定《中国报业自律公约》,成立执行监督委员会,使这些准则或公约更具有操作性。

(2)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法律素质。目前媒体从业人员缺少法律知识,许多人不了解司法的运行方式,在报道案件时表现的非常的不专业。因此,媒体应当适量配备一些法律专业人员,或者对其从业人员进行法律培训,从而不断提高 其法律意识。又或者媒体可以聘请一些法律顾问,对要报道的文章进行事前审查,以避免对司法活动产生不良影响。还有,媒体从业人员应当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尊重司法的权威,不能滥用新闻自由的权利,应当杜绝有偿新闻,虚假新闻,新闻炒作等不良行为。

(3)明确限定媒体监督的范围。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应当集中在司法内部机制和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上,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司法腐败。合理地限制媒体报道和评论功能,对于需要报道的案件应该保持中立,不能做事前报道或者事后乱下结论来影响司法的正常审判活动。要建立事前预防和事后追究机制,对于不当监督所造成的侵权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措施。

2、从司法机关来看

(1)严格规定媒体介入司法活动的时间。因为媒体介入司法活动的时间越早,其发表主观意见也就越早,对司法的干扰也会越大,这使得司法的独立性也会受到影响。司法活动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事件,可能涉及到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因此应当对于媒体的介入时间进行严格限制,避免媒体先入为主。

(2)建立并规范新闻发言人制度。2006年9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两个层级的新闻发布体制已经建立,同时具备条件的中级法院也可以设立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不仅可以促进媒体的监督,而且可以保障司法独立不被干预。但目前全国新闻发布机构的设置各地尚不统一,新闻发言人的资格和确定方式也不一样,因此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应当进一步规范。法院要联系媒体必须由专门的新闻发言人进行,法院要向公众传递的信息也应当通过新闻发言人进行,而非由法官直接与媒体接触。

(3)完善和落实审判公开制度。实践证明,只有透明和公开的阳光司法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使公众信任司法,尊重法律。因此司法机关要完善和落实审判公开制度,积极主动地配合媒体,司法机关应主动发布案件信息,开诚布公地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这样既接受了媒体的监督,又不丧失司法独立的立场,还可以树立司法的权威,使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达到平衡。目前全国法院正在大力推行审判公开制度,并尝试了多种做法。例如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开通了微博,同时全国31个高院的微博也集体上线。至9月26日,全国法院开展庭审网络、电视直播8.2万件,司法透明度创下新高。许多法院还开通了微信,自觉接受媒体监督。



结 语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第四部分第(一)条就提到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第(六)条提到要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可见中共中央将依法治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应当以此将会议为契机,探索构建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之间平衡关系的可行之路,让两者在法治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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